佛教史 2

第四课　印度诸王朝的佛教
 

　　佛教在印度流传一千六百多年，探究其盛衰兴替的原因，从僧团内部来说，与僧团本身在教义教法上的实践与开展方向有关，从僧团的发展来说，则和诸王朝的信仰选择有绝大关系。历史上，由于印度王统向来复杂，不仅大小国林立，且征伐、并吞不断，故本文仅依时序，针对几个重要王朝的佛教发展状况，作一梗概介绍。　
　　 一、孔雀王朝(公元前四世纪－二世纪顷)　　
　　孔雀王朝约创立于公元前三一七年，乃佛陀涅槃后第一个统一全印度的王朝，建都于中印度摩揭陀国的华氏城。三传至阿育王(约即位于公元前二七○年)，文治武功达于鼎盛，成为印度史上最大的帝国，其对佛教护持弘扬之功，亦无出其右者。阿育王所推行的轮王政策，重要内容如下：于石崖或石柱上铭刻生活道德的训诫法敕；广建寺院，供养僧众；于全国修建八万四千佛塔；设立「正法大官」，力助弘化；举行第三次经典结集。由于阿育王的笃信及推展，人民信仰日盛，佛教遂成为国教。　　
　　阿育王在第三次结集后，即派遣传教师前往印度边境及国外弘化，其范围远至希腊、缅甸、锡兰等国。此划时代的胜举，由于传教师传承的部派不同，以及因应当地风俗民情的需求，进而产生特色殊异的新部派，或促使原有部派的再次分化。阿育王执政三十余年，使佛教走向国际化，其对佛法传布的贡献和以佛法治国的政策，为后世轮王治世留下最佳典范。

　　二、熏迦王朝(公元前一八○年－八○年顷)
　　孔雀王朝在阿育王殁后，逐渐失去统治势力，案达罗王朝在南印度独立，希腊、波斯等异民族亦窥近西北方，印度又呈分裂状态。公元前一七八年，孔雀王朝大将普沙密多罗在婆罗门国师协助下弑君自立，改号熏迦王朝。王即位后，进行大规模戮僧毁寺的排佛运动，使得佛教兴盛的中印度顿时寺空僧绝，史称「中印法难」。由于逃亡的僧众多往南印度或西北印度，反而促成以南方案达罗为中心的大众部佛教及北方迦湿弥罗、犍陀罗为中心的「有部」佛教的发展。其中上座部中的分别说部，因与大众部思想相近，故往南后即与大众部同化，往北则影响有部譬喻师的思想。　　　　
　　三、案达罗王朝(沙多婆诃王朝，公元前二二○年－公元后二三六年顷)　　
　　案达罗王朝创立于公元前二二○年左右，位在德干高原地区，属于大众部教化范围。公元前二八年兼并了中印度摩揭陀国的迦恩王朝后，大众部的思想便传到中印度，使中印度佛教稍得复兴。尔后，随著王朝的西进，大众部的思想也影响了西方有部佛教，并促成西方经量部的形成。　　
　　此时佛教能顺利复兴，实得力于王朝的安定，朝廷一方面信仰婆罗门教与崇拜民俗诸神，另一方面也对佛教采取保护的政策。佛教为走向群众，便取法民间流行的夜叉造像，造成佛菩萨雕塑的风行，也因而间接促进了大乘菩萨思想的勃兴。般若、法华、华严、净土系的经典纷纷出现，龙树依之立论阐释，确立了大乘佛教的兴起。继有龙树弟子提婆的发扬及国王的护持，大乘思想更加隆盛，大众部逐渐同化于大乘之中。　　　　
　  四、贵霜王朝(公元前数十年－公元后三二○年顷)

　　阿育王殁后，希腊入侵西北印度建立王国。希腊人向来精于哲思，对于具有深奥哲学内涵的佛教信仰颇能接受，尤其弥兰陀王与那先比丘进行一场佛教教义的辩论之后，终于成为佛教的拥护者，这对西北印度佛教的发展，具有重大贡献。后来大月氏王丘就却并吞了希腊王国，创立贵霜王朝，于是和南方案达罗王朝对峙，达五世纪之久，在印度史上称为南北朝时代。　　
　　贵霜王朝三传至迦腻色迦王时(约公元七八－一二三年顷)，建立了纵贯中亚至中印的大帝国，是王朝的极盛时期。迦腻色迦王礼胁尊者及马鸣为师，大崇佛法，曾在首都富楼沙建造高四十余丈，壮丽宏伟冠于全印的大塔，塔旁建四大伽蓝，供养数万比丘。又为统一各部派异说，礼请胁尊者以一切有部为正统，在迦湿弥罗召集五百贤圣举行第四次结集，使得佛教虽历经中印法难，仍能在西北印度大放异彩。迦腻色迦王对佛教的贡献，直追阿育王朝，在佛教史上有「阿育王第二」的美称。　　
　　西北印度的迦湿弥罗一带，地处偏僻高山，从阿育王遣使来化后，一直为保守的有部化区，不受外界思潮影响，且在有部执牛耳之位。而犍陀罗虽亦盛行有部思想，然因地处东西间交通要冲，受中国、希腊、罗马文化影响所及，学风开放，思想进步，故此地受到由南印渐次传来的大众部影响，也逐步融入大乘佛教思潮，如《般若经》等早期大乘经典，早已流行此地，如胁尊者、世友、马鸣等一切有部系学者，也具有大乘的倾向。因此，迦腻色迦王时期，大乘的势力已影响西北印度，进而促成西域大乘佛教的隆盛。　　　　
　　 五、笈多王朝(公元三二○年－七三○年顷)　　
　　笈多王朝创立于公元三二○年，建都于摩揭陀的华氏城。五世纪顷，白匈奴入侵西北印度，并大肆毁佛，公元五○二年南下攻占中印度，后虽由笈多王的支裔幻日王将之驱逐，但中印度也只能由一小国延续后期的笈多王朝(五三五－七三○)，小邦因而林立，其中以戒日王统(伐弹那王朝)较强盛，曾以玄奘大师(六二九－六四六年留印)为其「国宝」，并且千里护送玄奘回中国，一生积极护教。　　
　　笈多王朝支持印度教(由婆罗门教融入民间泛神信仰而形成)，并且明订以梵语为国语，这是婆罗门文化的复兴期。唯王朝对于其它宗教仍采宽容政策，佛教乃能顺利发展。唯佛教为与婆罗门教的教义抗衡，在佛典上舍弃使用俗语方式，改而朝向梵语化，且积极接近民众，加速了大乘佛教的步伐。　　
　　上座部佛教以西北印度的说一切有部、正量部、经量部力量较强，大乘佛教则以龙树时期的经典为基础，发展出无著、世亲的「外无内有，事皆唯识」的唯识(瑜伽)一派，及护法、清辩成立的「俗有真空，体虚如幻」的中观思想。尔后，中观、唯识二系透过论证、批判的论理学(因明)方式，发挥「空、有」之辩，以幻日王在摩揭陀所兴建的那烂陀寺为根据地，发展其教学，成为当时佛教的主流，因明的论证之学也因之盛行。我国玄奘便是在那烂陀寺，从戒贤学唯识而创立发扬了中国的唯识宗。然而就在玄奘离印至义净入印的三十年间，佛教也急速密教化。 　　　　　　    六、波罗王朝(公元六五八年－一一三七年顷)　　
　　波罗王朝兴起于七世纪的孟加拉，共传十八代，代代崇佛。第四主达摩波罗曾将国土扩展到曲女城，国势最盛，对佛教贡献也最大。他首先在那烂陀附近建欧丹多富梨寺，继而又建超戒寺，其规模的宏伟，胜过那烂陀寺，此三寺成为当时的佛学中心。唯印度佛教自笈多王朝之后，已趋没落，幸赖波罗王朝的保护才得以在东印度存续下来，在此五百年间，可说是密教的兴衰史。　　
　　公元一二○三年，佛教最后的据点超戒寺等，被回教徒破坏后，多数僧尼走避至西藏、尼泊尔等地，于是佛教从印度本土消失而转入西藏，西藏接收了超戒寺大量典籍后，便传承了密教教学的传统，并发扬光大，于是形成以密教为主流的藏传佛教一系。　　
　　佛教自十三世纪在印度衰微后，到十九世纪出现复兴的曙光。一八九一年，锡兰达摩波罗上座率先创立「摩诃菩提协会」；次年，印度格里巴沙兰上座创立「孟加拉佛教会」，在两位上座的努力下，重修佛教圣迹，兴建寺院，也提升学者对佛典研究的重视，进而有「佛教圣典协会」的成立。一九五六年，安培克博士以政府官员的身分，带领五十万人同时皈依佛教，使得印度佛教的复兴重现生机。另外，由于佛教遗迹陆续发掘，政府也开始重视，世界各国佛教徒前往朝圣者渐多。　　
　　一九六四年，第七届「世界佛教徒友谊会」在鹿野苑召开，更加速佛教复兴的脚步。今日印度的佛教，在学术研究上极为普遍，各国僧侣因崇仰佛陀遗迹而至印度朝圣、建寺者渐多。　　
　　一九九八年二月，佛光山联合南传、北传、藏传佛教，共同在印度菩提伽耶传授国际三坛大戒，为印度佛教的复兴开创新纪元，也为世界佛教史写下不朽的一页。就整个印度人口来说，佛教徒的人数仍是不成比例，因此，藉此戒会活动，希望能抛砖引玉，为复兴印度佛教打开世界融和的新页。

第五课　印度大乘佛教的开展
 

　　佛教在印度流传与发展的过程，一般分为原始佛教、部派佛教、大乘佛教等三个时期。大乘佛教虽然是由原始、部派佛教发展而来，但是其主要思想却不同于声闻的自我解脱，而是强调以发菩提心、修菩萨行、成就无上佛果为目标。　　
　　大乘佛教兴起的时间约在公元一世纪，但是在原始阿含圣典及十二分教的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、「因缘」中，已显示出大乘菩萨道的内涵；而佛陀一生以弘法利生为要务，更是说明佛陀就是大乘菩萨道的实践者，只是当时的环境和众生的根机偏于声闻、缘觉，因此，当时虽然也有与佛陀风格相近的佛弟子，如舍利弗以智化导外道、目犍连以力降伏众魔、富楼那深入蛮荒布教、迦旃延与外道论议等，但大乘思想亦未能发扬光大。　　
　　到了部派佛教时期，同样有「外现声闻身，内秘菩萨行」的大德出现。大众部一向是进步自由的，如大天便是代表人物。其后，影响化地部、法藏部、经量部亦朝向大乘发展。公元一、二世纪的有部论师那先比丘、世友尊者、譬喻师马鸣、胁尊者等，都具有大乘性格，他们的学说思想便成为从部派佛教演进到大乘佛教间的桥梁。　　
　　大乘佛教历经五、六百年潜移默化的过程，终于渐露曙光，综其原因，概归为四点：　　
　　一、佛陀涅槃后，佛弟子随著对佛陀精神的永恒怀念，于是佛陀过去生中修菩萨行的故事便成为学习的典范。　　
　　二、部派发达时期，各部派之间对义理的阐释，意见分歧，因而加速了新思想的产生。　　
　　三、佛弟子已警觉到部派过份着重于法的分析诠释，把佛法变成保守难解的理论，因此极力摒弃，以回归佛陀重视实际生活，以人间为主的本怀。　　
　　四、佛教在印度的发展，一直受到婆罗门教的排斥，也受到南印度案达罗文化及外国希腊文化的影响，在面对外力的冲击下，佛教更力求转型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。　　
　　大乘佛教就在上述的原因之下，推动起来，新兴佛教的运动者称为「大乘行者」。而大乘典籍也在经过数百年的口口相传，到了迦腻色迦王在位期间(七八－一二三)，逐渐被记录保存下来。后由龙树菩萨(一五○－二五○)将之整理、撰述阐扬，终于确立了大乘佛教的地位。　　
　　大乘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过程，依经典的出现及思想阐扬的时间先后，可划分为初期、中期、后期三阶段。公元一至四世纪间为初期大乘，重要的经典有《般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维摩经》以及净土诸经。《般若经》是最早出现的经典，由南方案达罗渐传于西北印，其中的行进路线正显示大乘佛教发展的路向，而其所主张「诸法性空」的思想，更是往后整个大乘佛教重要的理论基础。所以，《般若经》可以说是促成大乘佛教兴起的原动力。　　
　　南印度的龙树及弟子提婆即依据《般若经》的性空思想，造《中论》、《百论》、《十二门论》、《大智度论》等，进一步阐释中道的理论，而创立中观学派，主张「不厌世间苦，不欣涅槃乐」，为初期大乘中最重要的思想，而且直到中后期，仍发挥其深远的影响力。　　
　　中期大乘是指四至六世纪，密教兴起前的阶段。重要经典包括宣说「如来藏」和「佛性」思想的《涅槃经》、《胜鬘经》，发扬唯识思想的《解深密经》，以及兼说两种思想的《楞伽经》。四、五世纪之间的无著、世亲两兄弟，承继以上诸经的思想，并以弥勒菩萨《瑜伽师地论》为根据，撰著《摄大乘论》、《唯识三十颂》、《唯识二十颂》等，阐述宇宙万有皆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的「万法唯识」思想，创立了瑜伽行派，亦即唯识学派。　　
　　本派思想继中观学派成为当时大乘的主流，论师辈出。世亲之后有安慧、增满及陈那、护法二大系。中观学派到了六世纪之后，又陆续出现佛护、月称、清辩、寂护和莲华戒等重要论师，因此，「中观」与「瑜伽」所代表的空、有两大思想领域的系统，又在大乘中、后期或竞争或合流，成为大乘佛教的二大主流。　
　　公元七世纪后，密教兴起，这是印度大乘佛教的后期，密教经典纷纷出现，主要有《大日经》、《金刚顶经》，大乘佛教终于走向密教化。密教吸收中观、瑜伽二派的思想，尤其受到广义瑜伽行派「如来藏」思想的影响，主张众生本来就是佛，称为「本初佛」。修行者透过手结印契、口诵密咒、意观成佛的「三密」修习，就能成就「本初佛」。此「即身成佛」的理论迅速流行，甚至中观、瑜伽两派学者亦多兼习密教。因此，到了八、九世纪，密教已经成为印度佛教的主流，西藏亦于此时陆续传入密教。唯密教到了后期，与印度教的性力派结合，形成左道密教，便日趋没落。　　
　　十三世纪初，回教徒入侵印度，佛教虽在印度衰微，因大量密典及时移至西藏，密教也在西藏生根，形成了「藏传佛教」。又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的阿育王，已将佛教传播至印度以外的国家，尔后佛教陆续流布国外，向北路传播者，以大乘佛教为主，称为「北传佛教」；向南传播者，以上座部佛教为主，称为「南传佛教」。目前，北传、南传、藏传系统的佛教，以渐趋融和的形态，在世界各国弘传，二十一世纪佛教的开展，必定更加辉煌灿烂。

第六课　佛教的东传
 

　　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，依史料记载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，如「秦始皇四年(公元前二四三)西域僧人室利房十八人齎持佛经来长安」、「汉武帝元狩二年(公元前一二一)霍去病讨匈奴时得金人，安置于甘泉宫」、「西汉哀帝元寿元年(公元前二)，博士弟子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」等。然在诸传说中，一般以「汉明感梦，初传其道」的说法最为有名，三国以来即被盛传。　　
　　梁代慧皎《高僧传》记载此事云：「汉明帝梦一金人于殿廷，以占所梦，傅毅以佛对。帝遣郎中蔡愔、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。愔等于彼遇见摩腾、竺法兰二梵僧，乃要还汉地，译《四十二章经》，二僧住处，今雒阳门白马寺也。」因此在佛教史上，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(六七)，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来华，是为佛教传入之年。明帝为纪念白马驮经，将二僧所住的鸿胪寺改名为「白马寺」，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。尔后，凡僧尼所住之处即称为「寺」。白马寺被后世佛弟子尊为「祖源」和「释源」，而二僧所合译的《四十二章经》，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。　　
　　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之后，陆续有梵僧来华，他们主要经由丝路前来。然梵僧弘化有显著事迹者，始于东汉末年以洛阳为中心的译经工作。据《开元释教录》载，从桓帝到献帝(一八九－二二○)的四十年中，译有经典一八七部三七九卷，这说明中国佛教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发展。而译经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最具代表性。　　
　　安世高，原为安息太子，东汉桓帝建和元年(一四七)东来洛阳，二十余年间，致力译经，共译出《安般守意经》、《阴持入经》、《四谛经》、《八正道经》等三十余部，多为小乘禅数「阿毗昙」之学，是中国早期传译小乘思想的第一人。其次第禅观的修行及传译的平易精简，对佛教的传播贡献卓著，是中国早期佛学流布的奠基者。　　
　　支娄迦谶(简称支谶)，大月氏人，桓帝末年游化至洛阳，于灵帝时译出经典十四部二十七卷，皆为大乘之学，以《道行般若经》、《首楞严三昧经》和《般舟三昧经》最为重要。《道行般若经》乃中国般若系经典最早的译本，其后魏晋玄学兴起，般若思想能相应盛行，此经居启蒙之大功；《首楞严三昧经》和《般舟三昧经》是介绍大乘禅观的著作。其中，《般舟三昧经》又为阿弥陀佛信仰传入汉地的开始。支谶的译典，为后世大乘佛教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　　
　　综观中国佛教初期的弘译可分为二系：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，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。这是由于时当印度大小乘兼畅之世，所以汉末二大译师实代表印度佛教的两大系统，也可以说中国一开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，这是中国佛教初传的特色。　　
　　佛教最初传入中国，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，故被视为与当时流行的黄老神仙方术同类，仅通行于少数的王公贵族之间，如楚王英「诵黄老之微言，尚浮图之仁祠」、桓帝「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」。尔后，在社会政治上，宦官外戚斗争为患，天灾时起，黄巾起义，军阀混战而民不聊生；在学术上，两汉儒家困于「经学考据」、「谶纬合流」而抑郁难抒。因此平民、士子在长期生活悲苦、心灵困顿之时，佛教的无常及因果观，纾解了他们的情绪，而方等般若的精深更启迪了他们的思想。所以，到了汉末三国时代，佛教逐渐由上层遍及民间，由少数人逐渐扩展到多数人，弘化地区也由洛阳、长安往南方开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