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教史 4

第十课　隋唐佛教史
 

　　结束南北分裂局面而开展的隋唐，是中国历史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最强盛的朝代，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经典翻译、宗派竞立的巅峰时期，其影响不仅深入中国各阶层，而且远播至韩国(高丽、百济、新罗)、日本、越南，开启各国佛教的灿烂新页。
　　隋唐佛教的兴盛繁荣，除得力于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稳固基础外，更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强盛及护持提倡。隋朝高祖文帝即位后(五八九－六○○)，立即废止北周毁佛政策，下诏修建寺院、重整经像、设「五众」及「二十五众」宣讲佛教义理，更以大兴善寺做为译经的中心，计其一生致力于佛教的推广，所度僧尼达五十多万人，修建寺院三千多所，立塔一百一十座，写经十三万卷，佛教在隋文帝时代的盛况可见一斑。　　
　　隋炀帝承文帝以佛教治国的方针，对佛教的提倡亦不遗余力，建寺、度僧、造像一如文帝，并亲从天台智者大师受菩萨戒，迎请吉藏大师入慧日道场弘扬三论，因此三论与天台二宗在隋代帝王的大力护持下能开宗立派。另外，信行以末法思想为前提，所创的三阶教亦流行一时。　　
　　唐朝皇帝除武宗外，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。高祖于帝业初创时，曾奉佛求福，即位后，更设十大德以统摄僧尼。太宗则于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归国后，于慈恩寺组织大规模的译场，法相唯识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创立。武则天时代更是崇信佛法，他实行了一连串的佛教措施：开沙门的封爵赐紫，诏令僧尼于道士、女冠之前，于寺院中设立悲田养病坊，组织译场，开凿龙门石窟。其中以对神秀大师的礼遇，使禅宗大盛，而诏令新译《八十华严》，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创立华严宗的大功臣。玄宗则崇信密教，对善无畏、金刚智、不空礼敬有加，曾请不空入宫授灌顶法，因之密宗兴盛一时。肃宗亦曾召不空等百余沙门入宫朝夕诵经祈福，并受灌顶皈依。代宗除下令建寺、度僧外，并于戎狄入侵之际，召沙门诵《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》为国民消灾。宪宗时，迎佛骨于凤翔法门寺，更掀起社会上一股崇佛的热潮。　　
　　隋唐佛教因有帝王的护持，得以迅速发展，其兴盛繁荣表现在许多方面，如译经、著述、艺术等，尤其中国化佛教宗派的成立，更是重要的特色之一。　　
　　在译经方面的成就：隋朝在短短三十多年中，共译经典一百七十部七百卷，主要的译家有那连提耶舍、阇那崛多、达摩笈多、彦琮等。其中梵汉文俱佳的彦琮，为中土僧侣主持译场的先锋，曾在《辩正论》中提出译经者须具「八备」的条件，对后来译经人才的评选发挥极大的作用。　　
　　唐代的译经，基本上由国家护持，规模块织完善，而且多由精通梵、汉的中国僧侣主持，使得译经在量上、质上皆为历朝之冠。著名译师有玄奘、义净、不空、菩提流志、实叉难陀、般若三藏、善无畏、金刚智等，其中尤以前三位最为杰出，他们都被列入中国「四大翻译家」之内。此三人译经各有所专，玄奘所译包括瑜伽、般若、大小毗昙，成就最大；义净重在律典；不空专于密典。概言之，截至唐朝，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几已全部译介，而且所译经论较之前朝，更有选择性、系统性与完整性。　　
　　随著经论的大量译出，高僧硕德的著作也相对丰富，如针对佛典，加以系统分类精确的经录，较重要者，在隋代有法经的《众经目录》七卷、彦琮的《众经目录》五卷、费长房的《历代三宝纪》；唐代有道宣的《大唐内典录》、智升的《开元释教录》、圆照的《真元新定释教目录》。其中以《开元释教录》影响最大，为后世大藏经编目和雕印的准据。　　
　　另外，还有大量针对经论所作的各种佛典注疏，而结合个人体验和研究所撰著的通论专书也纷纷问世。这些表现各人独特思想见解的著作，乃各宗派形成及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。因此，显示隋唐佛教兴盛的天台、三论、法相、华严、密宗、禅、净、律等八大宗派的创立，实与经典的翻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　　
　　隋唐佛教的发展，对文学、艺术也提供了绝佳的题材与灵感，当时文人学士对于佛教的磅礡精深与僧侣的精神修养，产生崇高的敬意，归向者颇多，如韩愈、白居易、柳宗元、王维、李翱、裴休等，都与佛教有深厚的因缘，因此蕴含佛教哲理的诗文创作也应运而生。又由寺院的讲经发展至社会的俗讲也甚为流行，进而创作了许多变文作品。随著变文的流传，又发挥成多彩多姿的经变图相，更增添寺院画像以及继南北朝以来持续开雕的石窟壁画的内容。　　
　　此外，隋唐佛教的兴盛也引起韩、日各国的仰望，纷纷派遣学僧前来学习观摩，韩国方面有义湘、太贤、惠日、法朗、信行、道义等，日本有道照、智通、玄昉、智凤、最澄、空海等。韩、日佛教因此获得大规模的开展。　　
　　总体而言，隋唐帝室除了对佛教护持，对于儒、道亦采支持的态度，亦即以「三教并用」做为其宗教政策。因此，佛教与儒、道在当时鼎足而立，互为争胜，尤其道教对佛教的明争暗斗更是无有间断，因此在武宗时，因个人极度的偏好道教长生之术，再加上道士赵归真、宰相李德裕的反佛鼓动，终于进行一连串的毁佛事件，以会昌五年(八四五)最甚，总称「会昌法难」，共废毁寺院四千六百多所、小寺四万余座，迫令还俗僧尼二万六千五百余人，没收寺田数万顷。这次的灭佛，使佛教受到严重的打击，佛教文化财，包括经藏典籍大多佚失。幸宣宗即位(八四七)后，立即下诏复兴佛教，尔后几代皇帝也相继护持。唯随著唐末王朝的日趋衰落，佛教的鼎盛时期也随之结束。　　
　　唐灭，五代十国分治北、南二地，动乱频仍，五代中版图最大的后周，在国家财政窘迫之际，于世宗当政时又再一次的毁佛(九五五)，佛教经此法难及战火的摧残，已衰颓不堪，着重义理研究的宗派盛况不再，唯剩着重实践的禅宗以及强调信仰的净土宗在民间流传著。以永明延寿禅师提倡禅净双修，最受崇敬。

第十一课　中国大乘八宗的开展
 

　　中国佛教经南北朝时期的拓展发扬，随著隋唐的统一，在政治稳定、经济繁荣、文化融和及帝王的护持等条件下，使得佛教经典翻译更有系统，义理更为明确，南北各学派的思想学说特色更加明显，且因各有师承、专重的经典及独到的思想主张，于是八大宗派在隋唐正式形成，开创了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。兹将大乘八宗在中国的开展分述如下：　　　　

     一、天台宗　　
　　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成立的佛教宗派。奉《法华经》为根本经典，智者大师依据此经「会三乘归一大乘」的思想开展出「五时八教」的教相判释，建立天台宗的思想体系。本宗教学组织主要分为教、观二门。教相门为一念三千、性具善恶；观心门有一心三观、三谛圆融等。本宗法统传承，初祖上推至龙树菩萨，其次为慧文－慧思－智顗－灌顶－智威－慧威－玄朗－湛然等祖师。隋朝四祖智顗(五三八－五九七)以慧文、慧思的禅观思想为基础，进一步依据《法华经》撰述《法华文句》、《法华玄义》及《摩诃止观》，开创出具中国特色的教义及教判理论，乃天台宗实际创立祖师。入唐后，唯识、华严创立并大兴，天台相形失色，直至中唐，九祖湛然提倡「无情有性」之说，使天台宗风大振，后世称其为天台中兴之祖。唐武宗会昌法难及五代战乱后，宗门式微，至北宋有四明知礼、慈云遵式的弘扬复兴，民国以来则有谛闲、倓虚及慧岳等诸师的弘扬。　　　　
　　 二、三论宗　　
　　三论宗是由鸠摩罗什传译龙树、提婆中观学，译出《中论》、《百论》、《十二门论》，而奠定三论宗的理论基础。主要思想是透过「破邪显正」、「真俗二谛」、「八不中道」、「涅槃世间」的道理，阐释《般若经》「诸法空性」之义。其传承法统为龙树－提婆须利耶苏摩－罗什－僧肇－昙济－僧朗－僧诠－法朗－吉藏。罗什之后，因北魏太武帝灭佛，宗风不振，经僧朗的复兴，至唐朝吉藏，完成三论的注疏，又著作《三论玄义》，集三论思想的大成，因此被誉为三论宗的开祖。该宗至唐中叶后，因天台、唯识、禅宗的盛行而趋衰退。目前台湾研究三论者，以印顺长老最负盛名。　　　　
　　 三、唯识宗　　
　　唯识宗乃通过分析「法相」而得出「万法唯识」的结论，因之得名。唯识宗亦称「法相宗」。根本经典有《解深密经》、《瑜伽师地论》、《成唯识论》等六经十一论。其学说承继无著、世亲印度瑜伽行派的理论，主要教义有唯识说、三性说和五种姓说等。本宗由玄奘大师自印度传译一系列瑜伽唯识的经论而奠定基础，实际创宗者为其弟子窥基，二传弟子慧沼，盛极一时。该宗以义理繁琐，晚唐后逐渐式微，直至清末民国间，因唯识富科学探讨的意义，研究者增多，如杨仁山、太虚大师、欧阳竟无等。　　　　
　　 四、华严宗　　
　　华严宗因奉《华严经》为根本经典而得名。主要教义有「六相圆融」、「十玄缘起」、「法界三观」等，总称为「如来性起法门」。华严宗判释一代教法为五教十宗，以《华严》为所宗，杜顺和尚著《五教止观》，即为此教判的奠基者，被誉为华严宗初祖。智俨大师撰著《华严经搜玄记》等，奠定华严立宗的基础，是为二祖。三祖法藏贤首大师，集华严宗的大成，建构以「法界缘起」为本宗思想体系的理论，曾为武则天宣讲《华严经》，令其心开意解，茅塞顿开，故华严宗可说是在武则天的护持下，由法藏所创立。四祖清凉澄观大师则渐融入天台、禅宗的思想。五祖圭峰宗密禅师，倡导教禅一致。会昌法难后，华严宗门式微，至宋代，乃有子睿、净源重兴，元、明、清续有人才宣扬宗义，民国后，有月霞大师创办华严大学，今有成一法师所创办的华严专宗佛学院继传宗脉。　　　　
　　 五、律宗　　
　　律宗以研习及持守戒律得名。东晋时陆续传入《十诵律》、《四分律》、《摩诃僧只律》、《五分律》等律典。北魏法聪弘《四分律》，慧光承之，继而唐朝道宣更以大乘教义阐扬《四分律》，撰著律学五大部，创南山律宗。另与道宣同一时代的，尚有法砺所创相部宗，怀素所开东塔宗，合称为「律部三宗」。后唯存南山宗独秀，后代所称的律宗即指此宗。南山律宗将戒律分为止持戒及作持戒；教理有戒法、戒体、戒行、戒相四科，判一代时教为化教及制教。　　
　　唐末五代，律宗与诸宗衰落，直至宋代，因有允堪、元照律师的弘传，加上天台宗师多兼弘戒学，律宗乃应运中兴。明末清初古心律师及其法嗣三昧律师在宝华山主持戒席达百余坛，宝华戒坛名震一时。清末民初因有弘一、慈舟律师的弘扬，律宗乃存续不衰。　　　　
　　 六、密宗　　
　　密宗因自称受法身大日如来真实言教(密咒)的传授，且须经灌顶等入教仪式和秘密传授方可传习，故称密宗或密教。该宗以《大日经》、《金刚顶经》为根本经典，主要教义为胎藏界、金刚界两部曼荼罗所代表大日如来智德显现的宇宙万有之说；另以一切万法的六大本体，四曼相大，三密用大，阐明本自具足如来德性，当身即是大日觉位，修习手结契印，口诵真言，心观大日如来的三密加持，则能达到「即身成佛」，顿证当体大日佛位。密教思想早在三国时期传入，至玄宗开元年间，印僧善无畏、金刚智、不空陆续来华，译出弘传《大日经》、《金刚顶经》后，始形成宗派。该宗传承法系为龙树－龙智－善无畏－金刚智－不空－一行－惠果。密宗因理论教义与修持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颇有差异，因此民间不甚流行，唯在元、明、清之际仍受朝廷护持，今日中国西藏地区乃密教盛行区或。另外，欧美及台湾密宗的弘扬也有日渐兴盛趋势。　　　　
　 七、禅宗　　
　　禅宗的「禅」，即梵语「禅那」的简称，原义是心念的专一。禅宗即因主张以禅为生活中的修持而闻名。本宗以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」著称，此思想乃根源于佛陀在灵鹫山拈花示众，迦叶破颜微笑的典故，成就了「以心传心」的美谈，此后历代祖师「以心传心」次第传承。　　
　　南朝时，菩提达摩携付法衣钵东来，被奉为中国禅宗初祖。再传慧可，三传僧璨，至唐朝四祖道信，融和达摩所传《楞伽经》禅法与《般若经》离言绝相之教，进一步开展出「随心自在」的禅修生活，成为中国禅宗的基本风格。五祖弘忍发展道信倡导的修行与农耕结合，强调于日常生活中持守真心，成为自然的农禅生活。中国禅宗即在道信及弘忍师徒的弘传下正式形成。其后分为神秀、惠能二派，北宗神秀主渐悟说，南宗惠能主顿悟说。南宗因神会的力争，乃逐渐取代了北宗地位，于中唐后独盛。六祖惠能的弟子有荷泽神会、青原行思、南岳怀让三系，后二系更开演为五家七宗，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。禅宗重视心性的特殊教法，虽历经唐末至明清各代的战乱，仍能屹立不摇。今日台湾许多道场如佛光山、法鼓山、中台山等，皆为禅宗丛林，其影响之深远可知。　　
　　八、净土宗　　　
　　净土宗以专念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得名。根本经论为《无量寿经》、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和《往生论》等三经一论。主要思想可归纳为信、愿、行三资粮－－由信发愿，由愿起行。行则包括四种念佛、十六种佛观、发三种心、修五念门等种种法门，其中尤以念佛法门，仗佛愿力接引往生，三根普被，而称为易行道。　　
　　本宗的弘扬以东晋慧远于庐山结社念佛为开端，乃中国净土的主流，后有北魏昙鸾的弘扬，至唐代道绰、善导承其旨。开元初年，慧日倡禅净双修、戒净并弘的「不舍万行」，承远、法照、飞锡继其说。因此，净土宗在唐代可分为慧远、善导、慧日三系。唯该宗并无祖徒相传承的直接法系，直到宋朝石芝宗晓法师，将历代弘扬净土法门有重大贡献者，如慧远、善导、承远、法照、少康、延寿和省常等诸位大师列为净宗七祖，明代又举袾宏、智旭，清代举行策、省庵、彻悟及民国印光共成十三祖。　　
　　净土法门不仅禅师力倡兼修，亦为天台、律家所重，又因简单易行，彻上遍下，无所不宜，故流传广远，历代不衰，至今仍弘传兴盛。近代台湾以广钦、煮云、李炳南及妙莲等倡导念佛最具代表性。

第十二课　宋元明清佛教史
 

　　中国佛教经过唐末、五代两次的法难，以及朝代更迭的战乱后，由于经典散佚、寺院毁坏、僧侣受迫等，致使佛教几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。直至宋代始现复苏之迹，唯宋元之后至盛清八百年的佛教，因国运不兴，佛教虽绵延不绝，然已不如隋唐时代的弘盛。自此，佛教一改传统型态，逐渐倾向生活修行与宗派调和的路线。从弥陀信仰的结社念佛、禅院农林的寺院经济生活，到与儒、道二家的调和及禅、净、教、戒融和的现象，佛教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，此即宋元以后中国佛教的特质。大体上，北宋一代(九六○－一一二六)佛教的复兴较盛，南宋以迄明代世宗时期(一一二七－一五六六)，则为平淡晦暗之期。明末穆宗(一五六七)至清代，再度兴盛一时，唯佛教积弱过久，仍不及北宋的兴盛。　　　　
　　 一、宋代佛教　　
　　宋代帝室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，太祖建国后，即废止后周世宗毁佛之令，修订出家考试之制、诏度出家童行八千人，遣使西行求法。宋太祖开宝四年，敕令张从信等至成都开雕大藏经，称《开宝藏》，这是中国全藏刻版印刷的开始，也是一切官、私刻藏及高丽刻藏的共同依据。后来又陆续完成《崇宁藏》、《毗卢藏》、《圆觉藏》和《资福藏》等，此乃宋朝佛教发展的伟业，影响后世刊刻藏经甚钜。太宗时，诏立太平兴国寺为先皇帝寺，并设立组织完备的译经院，使中断二百多年的官刻译经，一度复兴。真宗一代则设立戒坛七十二所，推行登坛受戒之制。另外，由于帝室的护持，寺院的田园、山林享有免税权，寺院乃以此为经济基础，从事长生库、碾场等各项公益事业，对民间社会助益匪浅。　　
　　北宋佛教的复兴，唯台、贤、净、律四宗，禅宗则以「不立文字、教外别传」的特殊教法，幸免于唐末五代战乱，而法纲益振，形成「五家七宗」之势，因之祖师「灯史」著作特别丰硕，禅宗的盛行可说是宋代佛教的一大特色。宋代理学发达，其思想受禅宗影响甚钜，其间或有排佛之论，然禅学开展理学精神特色，故排佛后又皈佛者甚众，自宋迄清皆呈如此状况。　　
　　天台宗得高丽传回典籍而弘扬一时，后有山家、山外二派互宣宗义，各传其学；天台教义虽博洽深玄，然因辅以律行、礼忏、念佛，故能广流普及。在华严宗方面，因教义与禅宗同为真常唯心一系，故得力于禅宗而得复兴，呈现「教禅一致」之风，以子璿、净源二位大师的弘扬最力，后者有「贤首中兴」之誉。律宗方面，有允堪、元照的弘持，致力于律学撰著，又因天台宗师多兼弘戒法，律学乃应运中兴。净土宗则于宋朝三百年间持续兴盛，念佛结社之风深入广被，不让禅宗。台、贤、禅、律诸宗祖师亦多秉其教学，严以律行，而趣净土，因此台净融和、禅净双修的思潮风行，净土信仰因之深植于民间。直至宋徽宗时期，因其崇信道教而破坏佛教，如烧毁经像，诏令寺院置孔子及老子像，并将道士位次列在僧尼之上等。佛教严重受挫，除禅、净二宗犹能盛行外，其余各宗渐没。　　　　
　　 二、元代佛教　　
　　元朝佛教与朝廷的关系密切，其能以一蒙古外族而统治华夏一百多年，可说多得力于佛化政治。太祖建国之初，重用禅宗行者耶律楚材制订典章，令慓悍好战的蒙古百姓摄化于佛教。其后诸帝承袭此风，皆倚重僧信以协助国政。至元世祖迎请西藏萨迦派的8思巴入京，请制蒙古文，译述藏经，对蒙古文化贡献巨大，赐号「DB法王」，世祖封赏全藏为俸爵，地位职权之高仅次于皇帝。此后萨迦派僧侣世代为国师，遂使西藏佛教(喇嘛教)成为元代的国教。　　
　　藏教虽受元朝帝室的崇信，然终究不合民情，故仅能在宫廷中流行。民间则以禅、净二宗最为盛行，禅宗有曹洞宗的万松行秀著作《从容录》发挥曹洞家风；临济宗则以雪岩祖钦、高峰原妙、中峰明本为代表。此期禅僧多兼修净土，仍延续宋代禅净双修的风潮。　　　　
　　 三、明代佛教　　
　　推翻蒙古统治的明太祖朱元璋，初为皇觉寺僧，宰相宋廉亦出身于寺院，故对佛教特别崇敬，也力图整顿佛教。因此，即位后即颁布了一连串新的佛教政策如：立僧官、定考试、制度牒、刻藏经(南藏)、整理僧籍、分寺院僧为禅、讲、教三类；成祖永乐帝以临济僧道衍为宰相，刻北藏，并作〈赞佛偈〉、《金刚经解》，力护佛教。此后，诸帝王无不奉佛，禅、净二宗与喇嘛教并行。　　
　　明中叶后，朝廷为救饥荒而有卖牒之举，僧团迅速膨胀，因而弊端丛生，再加上世宗信奉道教，导致再一次的毁佛事件。然而没落的佛教却因之觉醒，而力图复兴。迄明末莲池、紫柏、憨山、蕅益等四大师辈出，不仅于禅教诸宗大为弘扬，更力倡禅、净、教、戒为一体，主张儒、释、道三教合流为一宗，于是佛教融和思想益趋流行，成为日后三百年佛教发展的主流。又儒家士大夫向佛者也日益增加，更增长了居士佛教的力量。　　　　
　　 四、清代佛教　　
　　清代同元朝一样，王室崇信喇嘛教，可说是以佛化政策统治了蒙、藏、汉三个不同的民族。朝廷不仅在西藏以达赖治前藏，以班禅治后藏，在蒙古各地赐封喇嘛「呼图克图」的尊号，更将皇宫中的雍和宫改为喇嘛寺。对于显教虽崇信诚笃，但在施政上则以儒家为主。　　
　　清初诸位帝王与佛教的关系颇深，顺治皇帝曾作〈赞僧诗〉「我本西方一衲子，为何生在帝王家」、「黄金白玉非为贵，唯有袈裟披肩难」来表明愿为僧侣的心迹；康熙帝则迎请明末以来的各宗派高僧入京，促进佛教的复兴；雍正帝则亲事章嘉活佛，参礼迦陵性音禅师，自号圆明居士，主张禅、教、净调和之论，尤其热心净土法门，对近世以念佛为主的禅净共修，影响甚大。　　
　　清代著名的高僧，计有华严宗的柏亭续法，禅宗的天童道忞、玉林通琇、憨璞性聪，净土宗的省庵实贤、彻悟际醒。杰出的居士也很多，其中如皈依禅宗的宋世隆、毕紫岚；皈依净土的周安士(梦颜)、彭际清；以及郑学川、龚自珍、魏源、谭嗣同、杨文会及梁启超、章太炎、丁福保、蒋维乔等佛教学者，都对当时的佛教有很大的贡献。　　
　　清末印经事业发达，属于官方开雕的有《龙藏》，以及汉、满、蒙、藏、梵五译本对照的佛典出版。民间则有《百衲藏》、《频伽藏》，可见清代对佛教文献整理的重视。清末，由于洪、杨等人作乱，以信仰上帝教为号召，十余年间，东南半壁江山都落入太平天国的统治之中，军行所至，佛寺、经像焚毁殆尽。太平天国的排佛祸患非但不亚于三武一宗的法难，而国运不断的遽变，也使得佛教的发展一再受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