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教史 5
第十三课 民国佛教史
佛教历经太平天国之乱，衰颓不堪。至清末民初，庙产兴学的风潮，更使佛教的发展雪上加霜。当时迫害佛教的不再是少数帝王官僚，如三武一宗，而是整个社会，使得佛教面临历代最大的危机。幸有佛弟子们起而护法，如：章炳麟发表〈告佛弟子书〉及〈告白衣书〉两篇文章，燃起僧青年佛子护教的热忱。又有陈樨庵、周叔迦等以金陵刻经处与只洹精舍等处为中心，影印刊行佛经，以及倓虚、谛闲、太虚、月霞、东初、欧阳渐、吕澂等兴校办学，为佛教复兴作育人才。这一切皆予中国佛教复兴的契机，不仅使佛教教义的阐扬与研究较清代进步，也使佛教各宗逐渐抬头，尤其禅净双修的行持，成为佛教的主流，水陆法会及各种经忏为主的法会也迅速发展，且延续至今，仍隆盛不衰。
另外，佛教为了应变民初政治、思想、文学等变革而筹组教会，倡导革新，人间佛教的理念应运而生，成为民国以来一大特色。公元一九一一年，天童寺敬安法师等人创设「中华佛教总会」，初步提出了保护寺产、振兴佛教的口号。太虚大师提出佛教教产、教制、教理的三大革命，发表《整理僧伽制度论》，设立武昌、闽南佛学院及汉藏教理院，创办《海潮音》、《人海灯》、《佛化报》、《佛化新青年》等杂志，乃佛教革新运动最著力者。
「七七事变」后，太虚大师又号召佛弟子群起救国，全国佛教僧青年齐力响应，可说是中国佛教由旧趋新的一个转折点。惟经八年抗日，中国佛教方期重建之时，又值国共失和，中国大陆佛教几至灭绝。在此同时，佛教僧青年于一九四九年随国民政府来台，中国佛教得以在台延续发展。计民国肇立至国民政府迁台约三十八年间，为教为法的高僧大德有虚云、来果、弘一、慈舟、圆瑛、印光、敬安、大醒及欧阳竟无、梁漱溟、汤用彤、王恩洋、唐大圆、江味农、范古农、吕碧城、周洋光、戴季陶等。政府来台前后的台湾佛教已有月眉山灵泉寺、大湖法云寺、观音山凌云寺和大岗山超峰寺等四大主流法派，佛教多具闽南、斋教或日本化的性质。直至中国僧侣陆续来台后，不断的努力，如一九四八年慈航法师主持「台湾佛学院」，一九五三年白圣、太沧、智光、南亭在台南大仙寺首开戒坛，台湾佛教才重新回归到传统中国佛教的形式制度。
此后，在台湾政治、经济渐趋稳定、繁荣的情况下，佛教在各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，兹说明如下：
一、佛教文化出版：重修大藏经、影印大藏经、佛教丛书、佛教刊物、工具书的发行编印、图书馆的设立等，皆超过大陆时期甚多。
二、佛教教育：自慈航法师渡台，于中坜圆光寺首创台湾佛学院，提倡僧伽教育后，各地佛学院亦相继成立，其中历史最久远者为从一九六四年创立至今的佛光山丛林学院，历时已三十五年以上。
三、佛教弘法：已由早期少数人的街头布教，演进为国家殿堂听众万人的弘法大会；弘法的媒介则从日据时代的纸剧和幻灯片，到现今多元化的舞台、电台、电视、多媒体等；弘法范围地区则从家庭普照发展到世界道场的成立。
四、佛教社会福利：此乃本于佛教慈悲、福田思想，加上摄众生戒、摄善法戒、饶益有情戒思想教义等，所推动的社会福利工作。近年佛教团体在这一方面的表现，获得相当的成效与肯定。
五、佛教社团组织的成立：政治解严后及人民团体法的修改，各种佛教社团组织纷纷成立，形成佛教界多元化的盛况。
六、国际宗教文化交流：对促使各宗教间融和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及国民外交，贡献甚钜。
七、人间佛教的实践：佛光山在开山之初即遵照佛陀一代时教，以人间佛教为弘法的原则，实践六祖惠能大师「佛法世间觉」的主张，回归佛陀佛法在人间完成的本怀。其它如慈济、法鼓山等也有所推展。
目前台湾佛教显现出蓬勃发展的迹象，但也出现许多的附佛外道扰乱视听，破坏佛教声誉。综合其产生主因：(一)组织松散：佛教缺乏整体组织，无法规范、审核僧众教团资格。(二)佛教教育未纳入教育体系，弘法人员水平不一，正信佛教教义尚未普及于社会。因此，为使中国佛教重新确立于国际宗教界，筹组佛教总部、僧伽法庭，订立各种法规，普及僧众教育，应是当前佛教迫切之道。
第十四课 西藏佛教史
西藏位于我国西南边陲，与尼泊尔、印度毗邻，当印度受回教侵逼之后，高僧大德们相继前往西藏，藏传佛教因而多承八世纪至十三世纪印度密教的体系。佛教初传入藏，不断地遭受原始苯教的极力排斥，经过长时间的冲突、融和，无形中也加入了苯教一些神只和宗教仪式，使西藏佛教更增添地方民族色彩。
公元七世纪，松赞干布(六一七－六五○在位)先后迎娶虔信佛教的尼泊尔波利库姬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，佛教因而随之传入西藏。松赞王大力护持佛教，派遣使者端美三菩提等，至印度学习梵文。回国后，创藏文字母，翻译佛经，此为西藏译经的嚆矢。藏王分别为两位公主兴建大昭寺、小昭寺供奉佛像经典，两国的僧侣也陆续入藏，佛教因此传播开来。但传统苯教势力甚大，松赞王崩后，佛教便无法顺利发展。直到赤德祖赞(七○四－七五五在位)执政，迎娶唐朝金城公主，努力振兴佛教，派遣僧青年入唐参学，佛教才开始恢复生机。但是，祖赞王崩后，随即发生西藏史上第一次的禁佛运动，直至其子赤松德赞(七五五－七九七年在位)掌权后，即刻展开一连串的护法行动，包括：迎印度寂护大师入藏说法，又请莲花生大师来藏感化苯教，并请二高僧共创桑耶寺，依佛戒度僧出家；请僧译经，并解决当时中印僧人「顿渐之争」，进而宣布西藏佛教采印度寂护一系的应成中观派教法；于佛苯二教辩论后，正式宣布佛教为西藏国教，佛教因此建立稳固的基础。
赤松德赞王之后，一直到赤祖德赞(八一五－八三八年在位)时期，为佛教弘传的巅峰期。赤祖德赞的弘法功绩在于广译经典，并收录大小乘的主要经论，编纂丹噶、钦浦、旁塘三大佛经目录；又设立「七户养僧」制度。其对佛教护持之功甚大，与赤松祖赞、松赞干布共同被誉为西藏「三大法王」。
由于德赞王的崇佛而遭苯教极力反弹，其后继者朗达磨王(八三八－八四二年在位)，便在信奉苯教的贵族拥护下，展开大规模的灭法运动，史称「朗达磨法难」。对于佛教打击沉重，迄至佛教再度复兴的一百多年间，未见佛教传播的迹象，为西藏佛教史上的「黑暗时代」，并以此期为界线，将之前的佛教发展称为「前弘期」，之后称为「后弘期」。
朗达磨灭法之后，直到十世纪末，佛教复兴运动渐起于青海与西部阿里地区。十一世纪初期，阿底峡应藏王邀请，由印入藏，首先复兴戒律，并提倡正统的印度佛教，撰著《菩提道灯论》，确定修行次第，并创立噶当派，从此迈入十一世纪中叶至十五世纪的「后弘期」佛教。
十三世纪，回教徒入侵印度，大量僧侣逃亡入藏，印度后期学术中心超戒寺的经论几乎全部移入西藏，因此西藏佛教虽然显密皆传，却以密教为盛。另有从尼泊尔、青康等地进藏的僧侣，因流派传承不同，一些高僧大德便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和看法进行著述立说，自成体系，因而逐渐形成宗教教义与修行方法不同的教派，此乃后弘期的特色。其中以四大派最为著名：
一、宁玛派：俗称「红教」，乃十一、二世纪时，由素尔家族的三人，依莲花生所传入的密咒及「伏藏」经典所创的一派。尊莲花生为祖师，重密轻显，以无上瑜伽为究竟，根本教义为「大圆满法」。
二、萨迦派：俗称「花教」，创始人为贡却杰布(一○三四－一一○二)，以瑜伽行中观派的见解为主流，盛行唯识、中观的研究，主要教义为「道果法」。第五祖八思巴(一二三九－一二八○)，受元世祖封为「DB法王」，赐与全藏政、经、军权，不仅在西藏地方有著统治地位，对于中国元朝政治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。
三、噶举派：俗称「白教」，为噶当派的支派，由马尔巴、密勒日巴在公元第十一世纪中期创立。主张显密兼修，教义传承以月称的应成中观派思想为主，密法则侧重「大印」的修法。
四、格鲁派：俗称「黄教」，是西藏佛教中最后兴起的一个大教派，于十五世纪初，由西藏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在噶当派基础上所创立。宗喀巴所撰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和《密宗道次第广论》，阐明显密二宗的修行次第，强调不分显密均须恪守戒律的重要主张，成为此派的根本圣典。该派在发展过程中，采「活佛转世」制度，以解决其宗教领袖的继承问题，遂逐步形成达赖、班禅两大活佛系统，并在全西藏各地取得领导地位，从此政教合一体制更趋成熟。
后弘期佛教是外来佛教文化与西藏本土文化进一步的融和，印度佛教中的显密教义多已传入，进而能完成西藏的大藏经「甘珠尔」与「丹珠尔」的结集编印。又寺院经济发达，寺庙成为佛学研究中心，故后弘期佛教才是西藏佛教确立和发展时期。
印度佛教传入西藏，经过与苯教长期冲突竞争的前弘期，到教派林立的后弘期，终于形成以格鲁派为主的「达赖与班禅」体系主导著西藏佛教界。一千多年来，西藏的政治、教育、经济、社会文化及生活的各个领域皆已和佛教紧密结合。但自从一九五九年以后，是另一次前所未有的教难，寺庙遭严重破坏，多数喇嘛被杀或被迫还俗，达赖十四世则避难国外，整个西藏宗教信仰活动停滞。文化大革命后，中共为发展观光事业，曾整修几所列为「国家重点保护」的寺院。
二十世纪下半叶，西藏佛教开始向欧美各国传播，十四世达赖极力向世界宣扬佛法，同时致力推动世界和平运动，于一九八九年荣获「诺贝尔和平奖」，更促使西藏佛教受到世界各国人士的推崇，纷纷于各国设立佛学中心。总之，西藏佛教虽遭破坏，却得以传入世界大部份地区，至今仍有扩大的趋势。近年来更在台湾、东南亚地区建立藏传佛教中心，发展甚为迅速。
公元六四○年至八四○年左右，西藏共有十代赞普：
松赞干布(弃宗弄赞六二九－六五○在位)－－贡松贡赞－－芒弄芒赞(乞黎跋布六五○－六七六在位)－－都松芒保结(器弩悉弄六七六－七○四在位)－－赤德祖赞(弃隶缩赞七○四－七五五在位)－－赤松德赞(娑悉笼猎赞七五五－七九七在位)－－牟尼赞普(祖之煎七九七－七九八在位)－－赤德松赞(塞那累七九八－八一五在位)－－赤祖德赞(惹巴坚八一五－八三八在位)－－朗达磨(八三八－八四二在位)
第十五课 日本佛教史
公元六世纪中叶，佛教自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，其间曾引起正反两派不同意见的争执，后由崇佛者获得胜利，自此开展日本佛教史新页。日本佛教的发展、演进，可略分为：飞鸟时代(五四六－六四五)、奈良时代(六四五－七八一)、平安时代(七八二－一一九二)、鎌仓时代(一一九二－一三三三)、室町时代(一三三三－一六○○)、江户时代(一六○○－一八六八)、明治维新之后(一八六八－？)等七个时期。
一、飞鸟时代
日本佛教初期的建立，归功于圣德太子的推展，在他摄政的三十年之间，下诏兴隆佛法，创建寺院，亲自宣讲佛经及著疏，遣使入唐，将自朝鲜传入中国文化的途径，改为由日本直接与隋唐文化的交流，并以佛教为国教。推古三十三年(六二五)，高丽沙门慧灌抵日，弘传三论，开日本三论宗之始，门下俊杰甚多，三论便成为此期佛教的主流。另道昭入唐(六五三)，从玄奘大师习法相，为日本法相宗的初传。综观佛教于此初传期间，得到国家的保护，唯当时社会仍多以求神的心态奉佛，尚未进入真正的慧解与行持。
二、奈良时代
奈良时代传承飞鸟时代的护佛政策，以兴隆佛教来护国佑民。有圣武天皇热心推展佛教，兴建壮丽宏伟的东大寺，铸造世界有名的奈良大佛，并请唐监真大和尚设坛授戒，正式确立日本佛教的戒法，并推崇华严思想，以体现其政教合一的理念。本期佛教学风鼎盛，主要宗派有三论、成实、法相、俱舍、律宗和华严等六家，即所谓「奈良六宗」。各寺大多诸宗并存，研究者也数宗并学。唯其中以华严宗受圣武天皇的重视，具有优势地位。又法相宗人才辈出，成为本期佛教思想的主流。其它方面如写经、佛教文学、美术等，也同时盛行。综观此期佛教，着重人间性、国家性，并有学术发展的特色，在教理上传承于中国，尚无新论。
三、平安时代
平安前期的佛教，以最澄和空海从唐朝传入的天台及真言宗最盛。最澄入唐，兼学密、禅、戒各宗，日本佛教因此具有复合性，融和而成日本特色的天台教。空海著有《辨显密二教论》，是最早的密宗教判理论书。至此，日本佛教已渐脱离中国的范畴，而发展出民族化的佛教。另在最澄及空海度唐前后，许多僧侣亦同时至中土求学，即所谓「入唐八家」，也闻名古今，所学皆与密教有关。因此，平安前期的日本佛教，可称为密宗的兴隆时期。又本期佛教深受贵族们所信仰，因此贵族青年皆以出家为风尚。
平安中叶之后，贵族与武士间的矛盾严重，佛教为保护寺产，征集武士为僧兵，于是佛教僧侣涉入了日本政治漩涡，奈良六宗衰微，末法思想产生，但也因对末法的警觉，佛教开始出现新的宗派。首先出现的便是含净土思想的念佛往生派，以空也上人与惠心源信为代表。因此奈良时代国家性、学术性的佛教，到了平安时代，便转变成民间化的佛教。
四、鎌仓时代
平安末期经过惨烈内战后，由源赖朝于鎌仓设置将军幕府，开展了鎌仓幕府时代，亦拉开日本武家专政制度的序幕。在佛教方面，新兴宗派纷纷出现，奈良六宗亦有复兴之势，新旧佛教之间产生多元化的互动与影响。依发展时间先后约分三期。
第一期：1.法然(源空)提倡以称名念佛为主的净土宗；2.荣西提倡兼融台、密、禅的临济宗；3.慈圆中兴天台宗、贞庆中兴法相宗。
第二期：1.明惠提倡华严宗的「信满成就」论；2.亲鸾创立以信心为本的净土真宗；3.道元倡立修证一如的曹洞宗。
第三期：1.日莲提倡口念「南无妙法莲华经」经题为证悟之本的日莲宗；2.一遍强调以一心念佛为主的时宗。
净土宗与净土真宗两派，信仰人数最多，为日本最普遍的宗派。因此，净土真宗与日莲宗可说是日本本国化的佛教。日本佛教在鎌仓时代是一个转变时期，新的改革运动使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历史上展开新页。
五、室町时代
由于社会动乱之故，佛教亦由鼎盛而至衰微。唯有禅宗因武士的归仰及其「明心见性」的宗旨，所以能在战祸中一枝独秀的盛行于社会各阶层，也因此产生混合禅味的日本茶道、花道、书道和剑道。又禅宗高僧受到将军和武士的尊崇和拥护，也自然推动了「禅」的盛行。这时期最被推崇的是确立「五山文学」地位的梦窗国师与大灯国师。另外，净土宗、净土真宗、日莲宗等宗派，皆在创始人圆寂后，因思想正统之争，而逐渐分裂成许多派别，但仍受到许多农民信众的护持。室町末期，进入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，佛教形成两种不同的形势：一是与武士联合以适应环境的真言、天台等宗；另一股力量则结合被压迫的民众，如农民及下阶层人，以争取有利形势，如净土真宗及日莲宗等即是。
六、江户时代
战国时代的动乱结束后，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置幕府，为使日本减少外国的压力与内部纷争，颁行「锁国政策」，以禁止耶稣教及其它容易引起动乱的活动，佛教与其它文化因而能在稳定中持续发展。德川家康是净土宗的信徒，因此努力保护佛教，并将佛教纳入封建政权的体系中。他颁布「寺院法度」，用来制定各宗派所属寺院的属从关系，及对寺院的种种规定。又实施「寺檀制度」，使全国每一个国民都有归属护持的寺院。由于法度的限制与寺檀的建立，寺院僧侣的生活获得了保障，但也导致佛教发展的停滞。
本期佛教有隐元隆琦禅师(一五九二－一六七三)从中国应邀至日本创黄檗宗最受瞩目。「黄檗宗」与临济、曹洞二宗并称，为日本禅宗第三大派。整体来说，本期的法度制度，是奖励学问的，然在思想方面却受到限制，因此在佛学研究上并无特殊表现。反之，江户末期，儒学与国学却积极推展，此时日本神道也应时复兴，但是受到「废佛毁寺」的影响，佛教又进入黑暗期。
七、明治维新
孝明天皇庆应三年(一八六七)，将大政奉还，第二年开始「明治维新」。明治天皇在明治元年(一八六八)颁布「神佛分离令」，以神道教为国教，又以种种理由，迫令僧侣沿用俗姓，甚至鼓励僧侣食肉带发娶妻。佛教界因此集合信徒发起「护法一揆」(团结一致)运动来反抗，才获得停止，但有日本净土真宗受其影响。至福田行诫、大谷光尊、赤松光映等新佛教先驱，以世界宗教大势，评驳政府的宗教政策，又有真宗西本愿寺派的岛地默雷等大力宣导宗教自由立场，终于在明治二十二年通过宗教自由的法律规定，佛教至此才得以渡过困厄时期，进入新的时代。
明治二十年前后，自由研究佛学的新风气普遍展开，佛教大学的建立、经典的整理，以及佛学辞典的编纂发行等工作，更充实了日本现代佛学的内容。而在信仰方面，已经脱离中国佛教型态与观念，并且在日本文化酝酿下的佛教也已普及于民间。二次世界大战后，佛教更是蓬勃发展，新兴宗教如雨后春笋般成立，其中以日莲系分化出来的最多，如创价学会、灵友会、立正佼成会等，发展极为迅速。